近些年来，由投建PX项目而导致的公众与政府间的冲突日益增多，先有厦门，继而大连、宁波、昆明，近有茂名，从沿海到内地，此起彼伏。除此之外，各地在诸如建设垃圾焚烧厂、架设信号塔等公共项目上，也产生了类似的冲突，几成燎原之势，最近杭州的垃圾焚烧厂之争即是一例。观其结果，往往是政府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低头，或缓建、或停建、或下马，总之使项目不了了之。一贯强势的公权力在公众的呼声中退让，似乎是庶民的胜利、民主的进步，但细察事件进展、细究各方理据，却并非如此简单。

PX是“对二甲苯”的简称，通常用作塑料制品、纺织品原料。PX项目投资大、产值高，对地方GDP和财政的益处不言而喻，一度曾是各地争抢的优质项目。客观地说，从技术上讲，PX生产过程的环保设计是比较完善的，基本能做到无害化生产，反倒是PX原料的储运风险还大些，但也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，并不会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危险。新加坡弹丸之地就投建了大规模的PX项目，而且离居民区咫尺之遥，何以在我国就引发如此剧烈的民意对抗?

回溯反PX项目的历次事件，其肇始于厦门沧海PX项目，源于一条流传甚广的短信，据称PX具有剧毒，须远离人类居住区100公里以上，否则将严重影响人的健康，导致癌症、残疾，更有甚者，以生化原子弹称之。谣传之下，政府与公众立即形成水火，势不两立。从政府而言，对于上马项目、建设工程，历来习惯于大干快上、不容置喙，信息公开不足，沟通协商不畅，即使有一些听取民意的措施，诸如征求意见、公示、听证会之类，也往往是走过场摆形式，特别是一些试图蒙混过关、掩耳盗铃的行为更使政府公信力日益削弱。既有前车之鉴，PX项目一旦仓促上马，政府不公开、不沟通，或公开不足、沟通不到位，都会使公众觉得政府有欺骗之嫌。从公众而言，趋利避害人之本能，关切自身利益天经地义，随着环保意识维权意识日益觉醒，对于这一身边的“威胁”，群情自然激愤，人潮自然涌动。反PX项目事件的多次发生，更使其“丑恶形象”深入人心，反对和抵制自是本能之举。此外，反PX项目的城市，几乎都是经济发展居前的大城市，当地公众的维权意识觉醒更早，对利益损害的容忍度更低，社会组织和现代化通信手段更加发达，信息传递、公众组织的成本更低，也是导致类似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。

然而，透过表因深究根源，争端之起不在于PX项目是否安全，也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公众的利益相争，而是政府治理之失，公共协商机制之不畅，公民社会之未成，以致各方角力失控。

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利益博弈成为各类主体交往的基础，厘清个人利益，尚有市场机制，廓清公共利益，面对的则是市场失灵，特别是在政府与公众处于不同立场时，利益本身的多元化、个体利益到公共利益的整合更加复杂，亟须形成新的互动关系，构建良好的公共协商机制。

所谓公共协商，绝非仅仅是政府开个新闻发布会公开信息，或是举办听证会与公众沟通那么简单，而应是制定一套复杂细致的程序：对争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，真实客观地还其原貌;对各方的意见进行整合和辩论，使公众知悉和选择;对决策进行约束和控制，使其真正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。其间，需要依托现有的和将有的各类社会组织，比如人大、政协等政治机构，社区居委会、社会公益组织等，进行全方位的协商，发挥其为民请命、为政分忧，居间协商、沟通缓冲的功能;也需要设计好协商的程序和规则，使每一个步骤都规范运行。

不容否认，公共协商是困难而复杂，成本颇高的，作为一种程序正义，也并不能保证实体公正。比如，原来可以迅速上马的项目，可能将累月经年;可以实现共赢的举措，可能会被束之高阁。从经济学角度看，公共协商的成本降低了潜在的社会收益。这类情况在西方成熟社会已为常态，似乎我们也将难以避免，这是社会进步的代价。但若从另一角度看，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监督，激烈的博弈和谈判，也促使政府改革管理体系，促使企业严守法律、严把标准，不断提高项目工程的技术和安全环保水平，小则提升个体的生产技术，大则提升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质量。

公共协商机制的建立，除去具有现代治理思维的政府，更有赖于一个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。公民社会需要的是理性的公民，更需要理性的公众。成熟理性的公众绝不是孜孜以求于一己私利，而是依托个体利益之诉求，有效组织、科学评判、合理沟通，呈现出群体的理性和秩序。反PX项目事件频频发生，在乐见于公众环保意识觉醒和维权意识增强的同时，也有群体理性丧失之忧。十九世纪的法国学者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一书中对公众的群体无知和情绪宣泄曾做过生动描述，一个谬误的谣言可以成为真理，一个简单的常识可以成为异端邪说。纵观各地的反PX项目事件，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充斥，各种谣言肆意散播，借助于群体的发酵机制，使得公众对PX项目有害于环境的误知，上升为下意识的反对，直至走上街头。且问，聚集的人群中，多少是理性维权，多少是看热闹，多少是宣泄其他的不满情绪，又有多少是唯恐天下不乱?同一群人，各怀心思，如若没有理性的引导，细致的组织，必然从“散步抗议”转变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。

当今我国之公众，已然深陷所谓的“邻避困境”——反对一切可能造成环境损害、影响自身利益的项目或工程。以公众参加环保维权为标志的生态运动，曾是现代成熟国家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，推进社会民主的重要方式。可以说，正是这种基于自身利益的关切，不论它是偏激或是失当，都是推动人们组织和动员起来，表达诉求、参与管理、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机。从这个层面上讲，“邻避主义”功莫大焉。

但反思之，也正是“邻避主义”之盛行，使我们对于远离公众视野的问题视而不见。在农村、矿区等许多地方，缺乏完善的环保设施，违规排放废渣废气污水的情况十分常见，但我们当作没有发生，殊不知其损害已然深入土壤、河流、空气，只有当雾霾锁城之时才恍然若知。

真正的公共协商，需要公众摆脱“邻避主义”的狭隘，不断提升公共理性，走向对更广泛公共事务的关注。良好的公共协商机制与公民社会建设是一个互动的渐进过程，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，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每一次积极参与，都促使公共协商机制更加完善，也促使人们明晰公民的职责，反思行为的边界，从感性走向理性，从无序走向秩序，从狭隘走向开放。

社会转型既已开启，多元共治已成未来之势，而公民社会建设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公共协商只是多元治理中的一种模式，也仅仅是社会民主进程中的一小步。发生事件和冲突并不可怕，反而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象征。不论是政府或是公众，不能停留在类似PX项目的争执表面，而要从每一次事件中反思和学习，从每一次事件中改进自身的行为方式，逐渐构建起更加科学的协商机制，由简单的碰撞转变为平等对话、理性沟通，这才是当下最值得做的事情。